專門寫過《笑談大先生》一書的陳丹青，是一個幾十年與魯迅文字相伴的人。在內心，他將魯迅假想為一個跟自己極要好的人，他的所謂“想念”就是與魯迅的一場場精神對話。

　　“20年前，關于魯迅的話題還都是國家大事，他的畫像在人民大會堂里和毛主席的一樣大。現在，他終于回到民間了。”陳丹青認為，近20年官方與民間不再在圣壇上拜祭魯迅，他不再被供奉。但是，“這種曖昧的疏遠和前50年炙手可熱的‘魯迅政治’一樣，都是反常的。”

　　顯然，如今的中國與魯迅時代的中國有著天壤之別，一個物質的現代化中國足可使魯迅目瞪口呆——魯迅早年在北京穿著單褲過冬，無緣享受空調;魯迅坐汽車有感于道路坑坑洼洼，無緣馳騁高速公路;他主張拋棄毛筆，可是未曾夢見電腦;他晚年收藏不少《世界裸體美術全集》，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比基尼……“當然，一個價值觀迷失的中國，也足使魯迅啞口無言。”

　　陳丹青說，魯迅先生是一名以筆做武器的戰士，他的精神核心就是批判精神，而這正是今天我們所需要的。

　　“我們的社會，還遠沒有完善到不需批判的地步，可是我們的批判精神在哪里呢?單位里，和稀泥、隨大流者越來越多，堅持原則者越來越少;社會上，人們奉行‘事不關己，高高掛起’、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’;學術界，充斥著專家學者社會精英，理應帶頭為社會和民眾利益奔走呼吁的他們，馬屁蟲卻越來越多，口水仗越打越烈，經常發表一些讓老百姓寒心的言論;媒體上，大量關注的是些無聊的雞毛蒜皮和明星的花邊新聞，媚俗往往成為輿論主流，有些媒體甚至極盡煽風點火和引導之能事，目的只為吸引眼球。”

　　“魯迅身上最珍貴的品質，是三個‘拒絕收編’——‘拒絕被體制收編，拒絕被文化系統收編，拒絕收編任何人’。而這樣的獨立精神，在如今大多數甚為活躍的知識分子身上，早已消失殆盡。”陳丹青認為，或許很多人覺得現實是改變不了的，說了沒用，還不如不說，于是選擇了麻木度日。

　　在本應出現的“當代魯迅”無所作為的情況下，就只能請出魯迅他老人家了。“70年來的歷史劇情，是我們解讀魯迅的珍貴資源，因為他的光焰，需要我們的時代作背景。”陳丹青總結道，“換句話說，魯迅早已將自己燒毀了，他的價值可能照亮的，應該是我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