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國，一個作家的劇本，能被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搬上舞臺，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。為此，我要感謝張和平院長，感謝任鳴導演，感謝劇組的全體演職員。

　　盡管我是寫小說出身，但對話劇，一直有著深深的迷戀。我最早變成鉛字的是小說，但真正的處女作，卻是一部名為《離婚》的話劇。那是1978年，我在山東黃縣當兵時的作品。那時我在電視上看了一部名叫《于無聲處》的話劇，又讀了曹禺、郭沫若的劇本，便寫了那樣一部帶著明顯模仿痕跡的劇本。此劇本被我投寄到很多刊物，均遭退稿，一怒之下，我便將之投擲到火爐一焚了之。

　　1999年，與朋友合作了一部名叫《霸王別姬》的話劇，曾在人藝小劇場演出過。《我們的荊軻》是我的第二部話劇。

　　我曾經揚言要寫三部歷史題材的話劇，但第三部遲遲沒能動筆，但我想，總有一天我會把它寫出來。

　　我覺得，小說家寫話劇，應該是本色行當。因為話劇與小說關系密切，每一部優秀的小說里，其實都包藏著一部話劇。

　　《我們的荊軻》取材于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，人物和史實基本上忠實于原著，但對人物行為的動機卻做了大膽的推度。我想這是允許的，也是必須的。

　　所有的歷史，都是當代史;所有的歷史劇，都應該是當代劇。如果一部歷史題材的戲劇，不能引發觀眾和讀者對當下生活乃至自身命運的聯想與思考，這樣的歷史劇是沒有現實意義的。

　　當然，更重要的是，任何題材的戲劇最終要實現的目的，與小說家的終極目的一樣，還是要塑造出典型人物。這樣的人物是獨特的又是普遍的，是陌生的又是熟悉的，這樣的人物是所有人，也是我們自己。

　　沈從文先生曾教導他的學生汪曾祺先生，“要貼著人物寫”，其實，不僅小說家要貼著人物寫，劇作家也應貼著人物寫，演員也應貼著人物演。我希望劇組的每個人都應發揮自己的創造力，依據劇本但不拘泥于劇本，爭取能將《我們的荊軻》變成所有觀眾的荊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