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是一塊金字招牌，雖然它只是北京市委宣傳部下屬的一個文藝團體，卻代表著中國話劇的最高水平。上世紀90年代后，人藝和許多文藝團體一樣，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一度迷失，加之院長一職數年缺位與隊伍的不團結，有一段時期，人藝的作品跟它的藝術殿堂地位難以匹配，票房多年來徘徊在1280萬元左右。

　　2007年，時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、2008年奧運開閉幕式工作部部長的張和平擔任人藝院長后，這塊金字招牌才重新閃亮。2008年票房是1439萬元；2009年是2767萬元；2010年是3200萬元；今年到7月底是2066萬元，年底有望突破4000萬元票房。觀眾重又走進人藝劇院。

　　“一鍋老湯”

　　人藝是一個很偉大的劇院。張和平把它比喻成“一鍋老湯”：“人藝有變化與我有一定關系，但還得益于人才的基礎、作品經典的基礎，一片荒草地的話誰也不行。人藝辦過幾期‘團帶班’，就是自己培養的學員班，它有一種精神和傳統的潛移默化。現在最活躍的這些演員，梁冠華、徐帆、宋丹丹、馮遠征、何冰、楊立新……幾乎全是學員班的人。戲劇學院畢業出來的學生是按照固定標準去培養的，與人藝的風格不太契合。咱們這些老藝術家，歪瓜裂棗他都能演得特別生動，包括聲音和造型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點。從藝術上和精神傳統上來說，人藝更像一個家。”

　　當初人藝亂到藝委會都開不下去，張和平上任后，大聲疾呼要團結。他說，如果還是一盤散沙的話，那人藝的老本很快會被糟蹋光的。他先后找了60多個人談心，僅副院長濮存昕就長談了兩次，每次三四個小時，推心置腹，讓已經心涼的濮存昕重又恢復熱情。張和平說：“這樣的演員擔任一定的行政職務非常必要，但拴得過死就把他們給毀了。于是之說過：‘本來我是一個內行，結果變成倆外行了——當領導肯定是外行啊，演戲也是外行了。’專業人員做領導工作，運用他們的社會影響、對藝術質量的判斷和一些真知灼見，這就足夠了。不必非讓他們參加這個會那個會的，‘會’有時是一種機關化的產物。”

　　老打勝仗士氣就高

　　張和平提出“以藝術生產為中心，以機制改革為動力”。他說：“以藝術生產為中心，就是服從和服務的關系，所有行政和黨務為舞臺——也就是前邊服務。我覺得院團當時用于藝術創作的精力很少，所以開會時第一個議題永遠是劇本。沒劇目你說什么都是假的。人藝到現在，導演全換了，演員也全換了，為什么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駱駝祥子》，還有《茶館》這些劇目還在舞臺上？是劇本！有了好的劇本，就等于有了靈魂。《窩頭會館》有劉恒的劇本，再加上小濮、宋丹丹、楊立新、何冰，還有徐帆五星級的陣容，它一下子就火了。”

　　“我有個長處，就是尊重藝術家、文學家，和他們有共同的追求。劉恒、陳道明都是我多年的朋友。如果你這人比較卑劣，或者心里不干凈的話，永遠交不了朋友。我原來跟劉恒合作過《張思德》、《云水謠》，都很成功，所以人家看我來了也愿意幫我。《窩頭會館》一炮而紅，在社會上我們贏得了信任，就是人藝還行；在劇院內部贏得了一個信心，就是咱們還行。你老打勝仗士氣就高。不客氣地說，今年話劇舞臺上，能夠成為熱點和焦點的恐怕就是陳道明、何冰剛演完的《喜劇的憂傷》。”

　　談到機構改革時，張和平說：“我覺得人藝不是體制改革的問題，應該是機制改革。多年以來確實存在干好干壞一個樣，很多事沒人干，很多人沒事干的情況。我上來以后，第一制訂符合人藝情況的‘小劇場制作人制試行辦法’；第二出臺《關于戰略合作投資贊助的有關辦法》；第三，制訂新的演員考核辦法；第四，研究適合舞美工廠體制及發展的模式；第五，研究和探索對演員的經紀辦法，將人藝及社會可利用的人才資源盤活；第六，推動舞臺藝術與影視的跨界聯姻。”

　　打造經典劇場

　　張和平上任后的這幾年，人藝票房差不多每年以1000萬元為臺階往上增加，但他并不以為然：“我不認為票房代表一切，GDP不是人藝要追求的目標，應該從文化建設這個角度來看這個事兒。”

　　張和平的另一個思路是讓人藝的門檻提高，讓人藝變得更加獨一無二：“今年開始人藝的首都劇場不出租了。除了自己的劇目以外，國內好的名團名劇和國際上的名團名劇，我請你來演，你得夠格才能來呢。原來一些讓人臉紅的劇目，時間久了遲早把劇場的形象給毀了。掙這個錢沒意思，干脆就把它打造成一個經典劇場。”

　　張和平說：“我覺得挺驕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今年曹禺老院長的5個戲人藝都有了，老舍的有3個戲，郭沫若的戲《蔡文姬》，還有《天下第一樓》等，人藝有20來個戲可以天天在這兒演，然后再加上新戲，有這么一個家底兒了。中國應該有一個劇院，有這么一個地方，它像博物館一樣，是一個挺崇高挺偉大挺神圣的地方。這次陳道明最后一場演出，演出結束他跪吻人藝的舞臺。如果你把自己做低了，人家憑什么上你這兒來？”張和平認為，人藝必須有新作品，從新作品中沉淀出經典才能讓人藝的傳承變成現實。在他的建議下，已有10位與人藝合作過的作家被授予了“榮譽編劇”稱號。

　　張和平上任后，將一號角色演出費從800塊提高到1500塊錢。他說：“自個兒養的比抱來的親。現在這些演員基本上都是自己培養出來的，對人藝對舞臺的感情是不一樣的，沒有一個明星說不回來。包括胡軍，他10年沒回來了，讓他來演《原野》，當然我跟他喝過大酒，我覺得他的仇虎演得挺棒的。徐帆，當時正拍《唐山大地震》呢，我開著車跑到唐山，動員她來演《窩頭會館》。你演出費就算提高到1500元，對他們來說也不算個事兒。天天這么頂著，100場演得吐了，這才15萬元。他們演一集影視劇不會超過3天，一般都要10萬元或更多。這是個感情問題，再有一個是對藝術的追求，如果沒有了這個，靠錢是無法平衡的。如果人藝完全走市場的話，所有的角兒全是腕兒，《茶館》怎么演？變成一種金錢關系肯定不行。所以我強調對人藝精神的傳承，再用一種情感去團結和動員他們。你看陳道明每天多幸福啊，天天演完戲在后臺不走，這是舞臺的魅力。這是一個互相的呼吸都能夠交流的創作過程。我認為它是一個充電的過程，影視是一個放電的過程。一臺戲只有兩個人在臺上，臺詞量那么大，萬一忘詞就整個撂在臺上了，多可怕呀。演出前的忐忑是必然的。后來演到18場他完全把觀眾給控制住了，我讓你笑你就笑我讓你哭你就哭。那個時候那個狀態是個境界，不是錢的事兒，過于強調錢我是不贊成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