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充（27—約97），東漢時期杰出的思想家。整個東漢二百年間，稱得上思想家的，僅有三位：王充、王符、仲長統。王符（公元85—162年），字節信，著有《潛夫論》，對東漢前期各種社會病端進了抨擊，其議論愷切明理，溫柔敦厚；仲長統（公元180年—220年），字公理，著有《昌言》，對東漢后期的社會百病進行了剖析，其見解危言峻發，振聾發聵。王充則著《論衡》一書，對當時社會的許多學術問題，特別是社會的頹風陋俗進行了針砭，許多觀點鞭辟入理，石破天驚。范曄《后漢書》將三人立為合傳，后世學者更譽之為漢世三杰。三家中，王充的年輩最長，著作最早，在許多觀點上，王充對后二家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，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，一也最有影響的思想家。
    

但是由于王充在書中對傳統的儒學，特別是漢代經學，進行了論難，有時甚至懷疑古經，上問孔孟，著有《儒增》《書虛》《問孔》《刺孟》等專篇，公然向神圣的經典挑戰，向孔孟圣賢發難，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韙，因而被視為名教之罪人。清乾隆皇帝御批：王充“刺孟而問孔”，“已有非圣無法之誅！”其他學人雖然不能治其“非圣無法”之罪，但也多揮毫濡翰，口誅筆伐。素以危言危行著稱的大史學家劉知幾，因《論衡》書中記載了王充父祖橫行鄉里的不光彩行徑，不合乎子為父隱的綱常名教，說王充“實三千之罪人”！章學誠亦對王充非難儒學的作法，對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質疑。自《隋書·經籍志》以下，歷代目錄書都將王充《論衡》列入無所宗師的“雜家”類。近代經學大師劉師培又說王充是“南方墨者之支派”。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，在中國學壇上又曾有人說王充是儒家的反對派，是反孔的急先鋒……凡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自然我們今天不必為這些帶有濃厚政治偏見的褒貶，去為古人的恩恩怨怨糾纏不休，但是，從學術的角度看，我們認為不能僅憑“問孔、刺孟、非儒”這些表面現象就斷定他的學術派別，而應視其所問、所刺、所非的具體內容。